也斯1949年,到香港。四岁,丧父。20岁,开始专栏写作。70年代,参与编辑《中国学生周报》。在香港浸会大学外文系毕业后,曾任职报社和当中学教师。1978年,赴美攻读研究生。也斯1984年,获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比较文学博士学位。任教于香港大学英文及比较文学系,担任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主任,任教文学与电影,比较文学,香港文学,现代文学批评,中文文学创作等科目。2010年,向媒体证实患上肺癌。2012年,香港书展特邀也斯先生为年度作家,表彰他过去近半个世纪以来在文坛的卓越成就和贡献。2013年1月6日,在香港去世,享年65岁。
“也斯”为两个无意义字的组合。据他表示,过往人们使用的笔名本身,常带有一定意思,令人未看作品时就已对作者有一种感觉。于是也斯希望能突破这一点,使用本身没有什么意思的字作笔名。于是选了文言句中常见的两个虚词作笔名。还有一说,也斯的父亲名字里有一个“斯”字,所以儿子就是“也斯”了。
在很多人看来,也斯用他的文学作品确立了香港的文化主体性和认同。廖伟棠说,“我觉得也斯不只是诗人,不只是文学家,他对整个香港文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,尤其是对香港文化的本土认同的影响是非常大的,这个作用跟很多政论家,文化批评学者靠呼吁,立论不一样,他真正用作品奠定了文化认同基础。没有文化作品,再怎么鼓吹香港有本土文化有文学,都是没用的。他实实在在地在用诗和小说,跨界的艺术等奠定香港文化。”香港文化人陈冠中的观点和廖伟棠相似,他对早报记者说：“也斯很早就清楚,香港要有自己的声音,用自己的方法去说话,对外来观点看香港,代替香港说话的论述,有他批判性的反驳。虽然他的人很温和,文章也温和,但对外来论述有反抗。他是整个香港主体性慢慢觉醒的最早一批人之一。”陈冠中从1970年代就开始认识也斯：“我还在读中学的时候,就开始读他作品,比如在当时的《中国学生周报》上发表的作品。我们认识很久,他也在我主编的《号外》做过几个专题,我的小说《什么都没有发生》也是交到他手中,在他主编的一个系列中出版。”梁文道没有用“主体性”这样的词来定义也斯的创作,他用的是“文化感性”,梁文道对早报记者说,“我想是这样的,我们可以说他办过多少杂志,引进过多少新的思潮,教出了多少学生,办了多少文艺社团,但在我看来,所有这些都没有一件事情重要。他的写作,尤其是他从1970年代到1990年代末的写作,在我看来,塑造了一种文化感性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,香港的文化人跟大陆和台湾很不同。大陆的朋友比较雄壮,写的东西毫不介意要写大东西,对自己身份的肯定认同是毫无异议的;台湾有一种温情,甚至有时候到了滥情;香港有一种冷,这种冷并非是对自己从事的工作没有兴趣,恰恰是很坚持,但不会说出来自己在做多么了不起的事情,甚至很怕感情的流露。更多思辨,怀疑和犹豫不决的这种香港文化感性,很大部分是也斯的作品去界定和塑造的。他那一代香港文化人,他,陈冠中,荣念真等都有这种奇怪的冷冷的调子,而从也斯特别看得出来。他早年小说《剪纸》非常重要,1980年代三地文学作品没有这么写的,非常香港。一个在媒体上工作的文化人,退后一步思考自己在做什么。从这里看出,香港最早迈入当代资本主义都市,他最早思考这样一种都市是什么,这种都市与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的关系是什么?他很早做了反省。这种反省不是猛烈批判,不是很直接的坦白,而是总有些犹豫,自嘲。”